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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演进中,王朝的兴衰存亡似乎就像岁月催人老一样,无法抗拒。就像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长生不老一样,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梦想着通过建立一套完美的制度,让手中的江山千秋万代。但事实证明,没有完美的制度,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之法,有的只是与时俱进的变革。一旦统治者不能及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校正王朝发展的方向,再好的制度也无济于事。说白了,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执行的,而人总是会犯错的。一代代人的决策失误积累起来,王朝就到了危亡之秋。

周朝的衰落一般认为是从周昭王开始的,但在康王末年,周朝的统治阶层就已开始懈怠,出现了沉迷酒色、征伐无度、刑罚不慎的问题。再往上追溯,较起真来,周公的分封天下和制礼乐也埋藏着亡国隐患。这就像近代新文化运动将国家的积贫积弱归罪于两千年前的孔子思想一样。周公没有错,孔子也是无罪的。犯错的是子孙后代,要么墨守成规,不懂得活学活用、与时俱进;要么将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夹杂私货,改得面目全非,完全背离了先贤的本意。这才导致问题不断,积重难返,最终铸成大错。

周康王

周昭王南征败亡虽给周朝造成了不小的动荡,但楚国地处南蛮,是周朝的边缘地区,征楚失败对周朝的核心地区影响并不大。周昭王死后,其子姬满即位,就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最具传奇色彩的周穆王,世称“穆天子”。

周穆王可称为中国最早的天子旅行家,在长达五十五年的统治时期内,周穆王四处征战巡游,肆意炫耀武力。出土于西晋太康年间的《穆天子传》里记录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会见西王母和周穆王西征的故事,穆王见没见过西王母不好说,西巡倒是真的。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64年),穆王以西北犬戎没按规定朝贡为由,发兵征讨。祭公谋父极力劝阻,主张实行文王时“耀德不观兵的”政策,即以政治手段求得犬戎的“荒服”(只按时来朝见周王,无其他义务)。穆王不听,亲自率师西征。击败犬戎后,穆王又花费五年时间继续西伐,进军至昆仑之丘。此次西征耗费了大量国力,穆王只带回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犬戎再不来朝见,开始与周朝为敌,最终成为周朝的掘墓人。

在中国历史上,天子巡游多被指责为耽于玩乐、劳民伤财,比如隋炀帝下江都、乾隆下江南等等。这其中固然有天子本人沉迷玩乐的因素,但其中的政治作用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五次巡游天下,当时的道路条件还很差,免不了舟车劳顿之苦,赶不巧了还要露宿于野兽出没的荒野。六国残余势力也不甘心被秦所灭,如张良博浪沙刺秦的危险应不在少数。秦始皇之所以不在咸阳宫中享福,反而跑出来冒险受罪,就是为了在六国的土地上树立秦国的权威。隋炀帝和乾隆下江南也有着在南方加强王朝权威的政治考虑。周穆王四处巡游的目的又是为何,答案是土地。

周公推行的分封制使周朝的分店迅速开遍全国,稳固了周朝的统治。但分封一旦开启,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结果就是分封越来越多,土地开始不够用了。成康之治的出现并不仅是统治者的贤明,而是当时的周朝正处于发展红利期,有着大片容易被征服的土地。周天子可以授权宗室和大臣们四处掠地开荒,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但经历过周公、周成王、周康王的大力分封以后,中原地区的土地消耗殆尽,只能想办法向四周拓展。周昭王南征、周穆王西巡都是为了土地,结果两次拓展却触及到了王朝实力的边缘,再也无法突破了。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周朝开拓进取能力的丧失,四方的边缘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在周穆王西巡之时,东方的徐国又爆发了叛乱。徐国是淮夷强国,三监之乱时就曾举兵叛乱。周公东征虽平定了叛乱,但徐国只是暂时的臣服,依旧保有强大的实力。周穆王长期对西方用兵,造成东部兵力空虚,徐国趁机造反。穆王听闻东方叛乱,只好回师向东,在造父(赵氏始祖)精湛驾车技术的协助下,穆王日驰千里返回救乱。另有一种说法是穆王见徐国势大,做出妥协,任命徐偃王管理东方诸侯。稳住徐国以后,穆王又让造父驾车前往楚国结盟,联楚攻徐,才平定了叛乱。之后,穆王又挥师向南,南方的许多方国与部落再次归服,穆王效法大禹,在涂山会合东南诸侯,巩固了周朝在东南的统治。

周穆王西巡

从能力上说,周穆王作为守成之君,功绩还算不错。但对于整个周朝的发展,穆王的作为只是修修补补,而非中兴变革。蛋糕原来的大小是保住了,但也没有做出新的蛋糕。此后的利益分配只能是分蛋糕,你多了,他就少了。拿不出更多的土地分封,只能从周天子自己手上割地。一次两次的割地还没问题,时间久了,周天子家也没有余粮了。

西周初年,分封许多整块的土地给众多诸侯,周王室仅控制了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周边的王畿地区。随着诸侯越来越多,能够用于分封的土地越来越少,西周中晚期所封赐诸侯的土地不再是整块的,而是零碎小块的土地。出土于该时期的“裘卫四器”上有铭文记载了诸侯贵族之间的土地交易,反映了周王室对土地失去了控制力,周王室的土地财富和实力地位开始下降。到东周时期,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5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是为西周桓公。这是周朝的最后一次分封,此后周天子再无土地可封,连他自己都要寄居周公国。

西周中期地图

与之相对的,诸侯国在受封后向周围尚未臣服于的土地大力扩展。几世之后,实力大增。周王室与诸侯一落一涨之间,爆发出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而穆王的继任者们却都能力平平,依次继位的是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合称“中期四王”。四王仅能守成,无开拓进取之功,开启了坐吃山空模式。到周孝王时,礼乐制度中至关重要的嫡长子继承制也被破坏。

嫡长子继承制是周公吸取商朝亡国教训提出的解决之道。通过宗法制明确了只有王后所生的嫡长子才有继承权,避免了商朝那样因诸子夺位导致内讧不断,以致亡国的悲剧。刚开始,这一制度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一直都没有爆发夺位之战。但制度的作用只是规范与纠正,没办法彻底束缚人的野心。周懿王死后,本应太子姬燮即位,但姬燮懦弱无能,懿王的叔叔姬辟方抢了侄孙的王位,是为周孝王。周孝王六年(公元前896年),孝王去世,在诸侯拥立下,姬燮才得以即位,是为周夷王

夷王因是被诸侯拥立,腰杆不硬,加之王室力量的衰微,开始对诸侯屈尊降贵起来。以前诸侯来朝见,周天子不用下堂接见。到了周夷王这里,每次诸侯来朝见,夷王都跑到堂下恭迎。由此,周天子声望大跌,诸侯不再按期朝贡,其中尤以齐、楚两国最为放肆。

周公分封时,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并不大,所以分封刚开始时很多都是空头支票,比如齐国姜太公受封的时候齐地还在东夷手里,是姜太公及其后人不断的征讨才打下了齐国。也有一些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比如楚国本来就在江汉地区发展多年,周王室对楚人的分封不过是走过场而已。这样的分封虽然不耗费自己手里的土地,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但这么做的坏处又显而易见,如果周天子从自己直接控制的土地中划出一片地分封,那么受封的诸侯就被限制在圈里,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将边远无主之地分封出去以后,诸侯们就可以肆意地对外扩张,齐国与楚国就是这样崛起的。

周夷王时齐国国君是齐哀公,此时的齐国已经是东方一霸,齐哀公仗恃国力,不把生性怯懦的周夷王放在眼里,两年不向周天子进贡。与齐国相邻的纪国国君趁机向周夷王进献谗言,说齐国准备造反。周夷王对齐哀公早有不满,立即派遣使臣到齐国,命令齐哀公立刻到镐京觐见。齐哀公不以为意,跟着使臣就来到了镐京。齐哀公的到来已经表明他不可能造反,否则他绝对不敢到镐京来。可周夷王还是决定以此为借口,烹杀(活活煮死)了齐哀公,以杀鸡儆猴。

齐哀公惨死,天下诸侯震动,但楚国依旧不鸟周夷王。楚国地处南蛮,是礼乐化外之地,因此一直被中原诸侯们看不起,受尽奚落。见自己不被中原所容,倔强的楚人索性以蛮夷自居,开始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周夷王时,楚国君主是熊渠。熊渠不满于低下的爵位,也不屑于与中原礼乐之邦套近乎,标榜“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又封三子为王。在周朝只有周天子能称为王,诸侯最大的名号不过是公,即使是到了周天子成了摆设的春秋时期,霸主齐桓公晋文公都不敢称王。楚人的僭越狠狠地打脸了周王室。可生性怯懦的周夷王却不敢征伐,日渐衰微的国力也不允许周夷王再兴师动众了。

楚君熊渠

分封制和礼乐制度是周公为周王朝量身定做的两套运行系统,二者相辅相成,在创立之初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浮出水面,后来的统治者大多只是疲于应付,难以革新。并非是后来者目光短浅,缺少魄力,历史的惯性也不容忽视。

新王朝的建立就像在前朝的废墟上盖房子,可以大力兴建,自由发挥。而守成之君面对的是一栋逐渐腐朽的房子,整个腐朽过程似温水煮青蛙,似乎只要简单的修修补补就可以了。而且在现有的房屋框架下也只能是修修补补,拆了重修造成的动荡太大,若没有极大的魄力与智慧,强推改革的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加速王朝的覆灭。更多的时候修补一下都很难,因为房屋的每一个角落都布满蛀虫,稍微动一下就会引发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在这些人看来,啃食房屋就是他们必须保住的特权,什么天下兴亡、黎民生计,与我何干?殊不知一旦房屋倒塌,这些吃的脑满肠肥的蛀虫再无容身之处,成为别人手中待宰的牲畜。